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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风云的博客

我在成长:与孩子、与学生、与我的祖国一起成长

 
 
 

日志

 
 

关于“李约瑟之谜”的讨论  

2011-11-27 11:57:43|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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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周,在博士生的前沿课讲座上,苏明同学讲了一个题目为:李约瑟之谜及解释。应该说他全面系统地对这个谜的解释进行了文献上的总结。

       先说说李约瑟之人: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37岁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  1954年他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次后20年,不断地续写出版这一宏篇巨著,在中国被西方世界侵略得几乎没有民族自信心的情况下,他的著作给中国以信心。在这里有若干的"第一"展现出来.就在第一卷中,李约瑟提出了五个问题:  1,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 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 2,中国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 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 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 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3,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 又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 4,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 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 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 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 从另一方面说, 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 5,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 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

      1976 年, 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明确提出“李约瑟之谜”(Needham Thesis))的说法 :
      1,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西方兴起, 而没有在中国、印度兴起? 
      2,在科学革命前达14 个世纪的时期内, 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比欧洲文化更有效地了解自然, 且更能把有关自然的知识用来造福人类?

      我对博尔丁的概括更有兴趣,对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众多文献从许多方面的解释。

       苏明同学的文献总结主要从下面的点上进行了说明。
       1,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缺陷论:
        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不同,中国是“亚细亚官僚制度”。显著特征是土地国有所有,村社制,中央集权。 
        这种制度压制商人阶级的形成,促使学者和工匠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李约瑟一直认为,没有商人精神,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不可能的,因为商人通过对精确度量的要求推动了精确科学的发展,商人在对科学研究提出研究课题的同时也为科学研究注入了资金。 
钱文源(Qian ,1985) 则从另一角度提出了类似的制度缺陷论思想,他认为,与欧洲中世纪所存在的教会与政府、教会与教会、政府与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的情形不同,中国封建社会为大一统的绝对专制权力所统治,因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单一的主导意识形态所严密控制,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科学探索上的创造力,使得他们难以为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做出贡献。 
黄仁宇引用了诺斯的观点, 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其根本原因在于与欧洲相比, 中国的产权保护制度不到位。(资本主义与21世纪,1999)

       以上三个观点都从制度层面进行解释,但是我的问题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总是这样的制度,为什么曾经在科技上领先,而偏偏在近代却落后了西方?这个西方是英、法、西班牙、葡萄牙、美国、日本,而不是拉美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更不是非洲国家。后面的这些国家也都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也都是产权保护不好?西方国家的产权保护一直不错,怎么偏偏在近代才领先于中国和其它国家?
        2,地理环境决定论 :

       Jared Diamond( 1999) , 他认为中西方文明发展演化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各地区地理环境的不同。 定居农业是人类社会诸文明走向分岔的起点; 欧洲海岸线犬牙交错, 且近海岛屿众多, 利于形成众多竞争的小国; 而中国的海岸线平滑有序, 近海几乎没有大的岛屿, 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 从而也决定了东西方两大区域不同的发展轨迹。 Diamond 把中国的落伍归于其完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缺乏竞争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

       文贯中也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支持者, 他认为, 16 世纪以后的科学革命之发生于欧洲而未发生在亚洲或中国, 是解决李约瑟之谜的关键。而中国的地理禀赋是导致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的最主要的原因。他的论述是目前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解释“李约瑟之谜”中最完善、最充分的版本。文贯中使用地理禀赋理论, 很好地解释了古希腊灿烂的文明产生的原因。(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 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地理经济学解释,2005)因希腊濒临地中海, 与中东地区易于交流, 因而承继了中东几千年的古文明; 其所处的巴尔干半岛崇山峻岭, 自然分割形成了分权式、民主式的城邦制; 背山临海易守难攻有较强的安全感, 因而有条件组织较为民主宽松的社会结构而不需借助专制; 有限的耕地也迫使他们以城市化、海外商贸及开拓海外殖民地为主要的产业结构。
        建立于这种工商、外贸、民主和科学思辨之上的古希腊文明,为日后欧洲科学与文明的再度复兴埋下了伏笔。(古希腊的城邦制,分权) 文贯中又通过对中国地理禀赋的研究解释了中国利于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 利于形成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产业结构。
对宋、元两代( 即中国社会的科技发展过渡期) 地理秉赋中一些重要因子比如耕地资源和人口的变化的研究显示, 在从宋转为元的统治, 蒙古帝国连年征战, 使得元朝的疆域相对于宋而言有所扩大, 可耕地面积也随之而上升, 人口压力减小, 从而导致农本社会的进一步回归, 扼杀了尚处于襁褓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 丧失了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机会。
      与此相反, 欧洲则在中世纪后期工商业城市化兴起以后, 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这两架马车推动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浪潮, 实现了经济和科学的井喷式的发展。

       
       我的问题是:西方国家一直是这样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偏偏在近代而不是在以前更早的时间里才发展起他们的科技和经济?而中国一直是这样的“海岸线平滑有序, 近海几乎没有大的岛屿”的地理位置,这样位置下形成的大一统帝国,为什么以前科技经济发展处于世界领先而近代却落后?古希腊灿烂的文明为什么没有使欧洲更早地领先于中国、印度?而偏偏在这种近代距离古希腊更远的时刻出现科技的领先?古希腊的文明再度复兴怎么会相隔这样长的时间?而且这个此“文明”与彼“文明”不是一个文明!如果中国在宋朝后没有元的大规格入侵,宋时的工商业发展是不是可能会推动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一个社会一味应对外来的进攻、占领后如何加以同化时,哪里有心思去推动科学和艺术?哪有科技的进步?

        

       在这一点上,苏明同学的主张正好相反,他说,越是稳定,可能会越不发展:“  我认为, 地理环境禀赋对于人类社会的文明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一点毋庸置疑。中华文明地处欧亚大陆的最东端, 东南端都是一望无际的浩瀚的太平洋, 西部雄伟的喜马拉雅山系以及人烟罕至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些都成为中华帝国的天然屏障, 把强敌外患当然也包括异域文明自然隔绝在外。 只有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时有小规模的骚扰, 除了13 世纪末期的将近百年的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及后来的满清入关后建立的清朝帝国以外,基本可说是外患无忧。地理环境天然的封闭性基本上隔绝了中华文明与其他异域文明的相互冲击与交汇, 使得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很少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和冲击, 而是循着自我发展的轨迹进行。 ”于是这种稳定的社会就不会出现科技进步?我想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不少,似乎中国近代的落后完全是自然条件造成的,是稳态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如果多一些外来的撞击,可能科技进步会发生,可是我经常是这样想:一个国家如果天天应付外敌入侵、撞击的时候,它的国民哪来的精力去搞建设?去搞发明?中国长期以来领先于西方,根本就在于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3,文化与宗教决定论 :

       这种观点认为,强调社会和谐的儒家文化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体制下一直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 思想上的中庸保守、社会规范上的强调秩序和行为方式上的追求稳健构成了儒家文化的核心特点, 从而抑制了以质疑、求变和创新为主要特点的科学革命在中国的产生。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 通过对东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比较研究, 提出了西方在宗教改革以后形成的充满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科学革命所起的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的主流部分缺少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因而阻碍了现代资本主义及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1995) 一书中着重讨论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迟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通过与基督教新教特别是其中的清教的对比,他剖析了中国传统的儒教与道教特别是占主导的儒教价值观念中所蕴含的多方面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
       韦伯认为,在宗教脱离巫术的程度上,西方新教达到了最高阶段———彻底地根除了巫术,这为理性地认识和改造现世扫清了障碍。而在中国,道教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巫术,儒教从其适应现世的基本点出发对传统巫术持一种宽容和轻信的态度,而在巫术迷信盛行的精神氛围中,现代西方式的理性经济与技术势必受到排斥。

       我认为,韦伯的分析没有道理。这里他讲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讲经济和科学。新教区别于“旧教”是不是就是求变创新?他们都是相信基督耶稣或者相信耶稣的母亲圣马利亚,宗教本身教人向善,相信来世,不论是新教还是旧教,与科学的发展基本不粘边,与理性精神不粘边,而且,在韦伯的书中,也没有讲清楚新教到底与原来的教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为什么会有利于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有利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只是新教的产生有利于西方向外部的扩张。
       1922 年, 著名哲学大师冯友兰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谈到: “我不妨大胆的下结论, 中国没有科学, 因为中国所定的价值标准, 不要有任何科学….中国的哲学没有科学求证的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所要了解的只是他们自己 。” 对此林毅夫进行了反驳: 认为第一,假设该理论正确, 由此得出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在于不适应于现代科学的儒家文化, 基于文化的长期传承性, 进而得出中国在未来不会有多大希望的悲观论调. ;第二,如果落后的原因在于文化, 那又如何解释一千多年前中国强盛和领先世界的原因? 我认为,这种反驳是有理的。而且,进一步讲,西方的文化难道就是不是注重了解自己,只是注重了解别人?我们不是经常讲西方所以发展发达,是因为西方的价值观注重自身的发展,而东方只注重家庭,没有注重自身,作为大师的冯友兰在这里怎么又说,中国的哲学没有科学求证的诉求,所要了解的只是他们自己?这样的判断根据何在呢?但是如果这会影响中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为什么正如林第二点所反驳的:为何一千多年前中国强大?那时中国不注重了解自己而是到了近代才这样做?而如果西方文化及价值观适合于科技创新,怎么没有使其科技和经济在一千多年前领先中国?真是一种自卑的民族心理!
       苏明同学认为, 儒家文化讲究社会伦理秩序、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 确保了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期间除了阶段性的朝代更替外, 基本保持了社会稳定, 也使得中国在前现代社会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无论经济还是科技水平的发展线路都较为平稳, 而不是像欧洲那样大起大落.   在这里我想提出的问题是,难道大起大落的经济会带来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苏明同学进一步解释:“儒家文化的入世与实用性也使得中国的科学始终以实用技术发明为特点, 这方面的发展的确大大领先于中世纪的欧洲。而科学本身的特质除了其为生产实践服务的应用性之外, 更有其超越于世俗之上探索普适性真理的永恒追求, 而西方的宗教文化本身对于超越性、普适性的境界的追求, 则恰好与此契合。 这也正是中国科学发展的软肋, 重实用技术而轻理论科学, 重运算方法而轻逻辑推理。而西方17 世纪以来以经典力学、数学、天文学等所谓精确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体系的创立, 创造了人类科学史上的奇迹.(科学与科技) ”在这里,我感到很糊涂。“超越于世俗之上探索普适性真理的永恒追求”指的是什么?“西方的宗教文化本身对于超越性、普适性的境界的追求, 则恰好与此契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西方的文化这样有利于对普适性真理的追求却没有在一千多年前发展起领先于中国和印度等国的科技和经济?而且这些年来,西方的普适性价值到处推广,怎么这样的推进没有带来其它地区和国家的繁荣却往往在所到之处带去了许多的灾难性后果!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和苏联依了这些价值观进行了改革,结果除了经济和社会的衰退,没有给这些国家的科技进步带来好处!非洲曾是这些发达国家的长期殖民地,怎么他们的价值和文化没有推动这些国家的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4,思维方式影响论 :

       这种观点认为, 西方重个体、中国重关系 。这就使得西方人的思想重分别,一切组织、一切系统尽在外形上作分别,以求此物不同于其他物,因此西方知识分门别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数学、物理等。而中国人的思维则重合和,孔子以下两千五百年来的中国思想,都是求会通合和,因此中国人研究学问,崇尚统一,把古今思想统一起来,中国文化最高理想、最高精神是通天下、合内外。中华上下五千年,一脉相传,一直延续下来,正是因为中国思想中的共同性、一贯性。但这种求通求合的思想与近代科学求分别、求创造的思想不符。(钱穆,2001)在这里,我认为,如果注重分别、一切事物在外形上进行分别才有利于科学和经济的发展,那西方的这种重分别的思维方式为什么没有在近代之前产生先进于中国和印度以至于阿拉伯国家?
        2. 西方重逻辑、中国重辩证 
       关于这一点,苏明同学进行了下面的总结:

       近代科学方法主要是分析的方法,在对对象加以认识时,首先将对象分解成更简单的要素,之后再找出要素的性质以及在各要素之间起作用的逻辑法则,最后才是在此基础上构成对象的整体形象。    
       如果问:为什么分析方法是有效的? 西方人会回答:对象本身就是由更简单的要素构成的。而对中国人来说,世界不能简单地分解成极少数的单纯的要素,自然的世界是由流动着的“气”以及由“气”的作用形态构成的,这是一个有生命、有秩序的世界。因此,中国人的思维是辩证有余而逻辑不足。

       首先,中国人的思维强调整体性和联系性,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万物同样都是由于“气”的活动,即用同样的材料所创造的,整个世界是相互关联的。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天地之塞吾其体”,即充满宇宙之间的“气”本身就是我这个人的身体,这就是万物一体的思想。因此中国人认识世界用“内观”的方法,万物是一体的,外部世界和我是一致的,万物在我身上都具备了,因而不必观察外部世界,只要通过对内在世界的考察就可以达到认识外部世界的目的,因此中国人认识到的世界是有机的世界。(山田庆儿,模式·认识·制造[M ],1992) 
        其次,中国人的思维强调转化性,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所谓吉卦,一般是上下两卦具有交感性质的、存在发展空间的卦;所谓凶卦,一般是上下两卦不具有交感性质的、不存在发展空间的卦。(陈莹,中国哲学史,1993)
       再次,中国人的思维具有模糊性,不适于逻辑分析。西方近代科学认为物质世界的基本存在是原子,原子是一种球状的、坚硬的实体,本身不变化,原子的结合、分离形成万物。中国人认为是一种“气”。中国人好说,比较…模糊的概念。

       我的观点是,中国人重视发展变化的辩证思维以及重视整体、模糊性的思维,对于科学发展不仅没有阻碍,而且比强调分别,分解为简单要素的思维更加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因此中国领先世界科技若干年,如果说西方国家将对象分解成更简单要素的思维方式更适合于科学的发展,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在16、17世纪之前领先世界经济?
         5,高水平均衡陷阱说:

         这是一种更为牵强的解释。但据说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是一项被国内外广泛认可的学说, 该学说由Elvin( 1973) 提出, 并经Anthony Tang ( 1979) 和Kang Chao ( 1986) 进一步引申论述。  该假说认为, 宋朝以后人口膨胀使得人均耕地下降, 而相对于资本来说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发展新技术以替代人力的动力明显不足; 此外膨胀的人口迅速吞噬了本来是高水平的农业剩余, 而使得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不足,形成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

       姚洋基本支持Elvin 的假说, 但对其作了修正和补充。姚洋认为, 中国的农业投资回报一直高于工业的投资回报是造成资本没有大幅度流向工业的很重要的原因。原因在于, 清代的人口激增( 从清代以前的6 000 万~ 1 亿发展到19 世纪中叶的4.5 亿) 使得人均土地拥有量大幅减少, 土地价值骤增。以土地为主要投入的农业带来了高额的回报, 而工业投资反倒缺乏吸引力, 这样, 剩余资本当然主要流入了高水平的农业经济中, 这样的循环更造成了工业的低投入和低水平, 使得现代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产生。(回报率的问题)姚洋2003年在“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之再考察”通过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证明初始人口资源禀赋的差异是造成中国和西欧在18 世纪之后的文明分岔的原因。这篇文章首先分析了一个部门的情况:农业部门,然后加入工业部门。得到结论:中国之所以进入高农业技术、低工业增长的文明发展路径,是因为非常高的人地比例导致土地投资的回报高于工业投资的回报。
       我越发觉得这样的解释没有道理。一是说宋朝人口多了,劳动力便宜使得技术进步动力不足,后来人口多使农业剩余被消费,于是没有钱发展工业。如果是这样的解释,那欧洲近代的人地比例不比中国宋朝时低,为什么他们就有了动力而中国没有动力?马尔萨斯早就根据了近代西方的人口粮食增加速度差提出了人口几何级数增长的观点,这就证明近代西方的人口增长出现了远远大于中国宋朝的增长速度。
       相反的观点是,林毅夫认为, 该假说的内部逻辑是有问题的, 因为人口增长、人均耕地下降使得劳动力相对便宜和人均剩余减少, 是以技术不变或进步极端缓慢为前提的。此外他还通过对这一阶段中国人口数量变化的研究说明, 经验数据并不显著支持这一论断, 即较快的技术进步往往伴随着较高的人口增长率或较低的人均耕地拥有量。(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2007) 我觉得这样的分析更有道理。
       6,激励机制论:林毅夫 
      不管在前现代社会或是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本质上都是依靠“试错和改错”。在18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而发现。(日本的清酒)到了18 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首先转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的结果,到了19 世纪以后,发明家的实验则更进一步转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爱迪生的电灯)
       在工业革命前以工匠和农民的经验为主要来源的技术发明,是生产过程的副产品,而非发明者有意识的、具有经济动机的活动的结果,其创新主要依据经验对现有技术作小修正而产生从概率的意义上,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各类发明者“试错和改错”的实践经验越多,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速度越快,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Simon ,1986 )。(中国的造纸术,火药)

       我同意这样的说法。 “试错和改错”的过程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当一个社会在物质财富增进超过了一定社会的需求时,该社会就会有相应的剩余用于“试错和改错”的实验,而这又恰恰发生在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发生在欧洲国家对于新大陆的掠夺之后。
       中国的土地和其他地方的大河流域相比并不是最为肥沃的,但是,地形西高东低,太平洋季风带来的雨水集中在光热条件好的3~10 月,使得中国的土地在适合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能够种植可以供养人口数量较多的高产粮食作物(Temple ,1986 )(中国的人口多的原因) 
       因此,中国的人口总量自古以来一直远高于欧洲,这种人口数量使得中国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但是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戴尔蒙德,“英雄理论”),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通过非主动地创新已经不能满足技术的要求了)
       在15、16 世纪的科学革命后,实验方法被广泛运用(Mathias ,1972 ),“试错和改错”的次数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生产实践,因而大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特别到19 世纪中叶,科学已在技术发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Cameron ,1989 )。 

       我的观点是,这时的试错改错,常常成为一部分人专门的科学技术活动,而这种活动的大规模较高频率地发生,依赖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是因为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后,即经济突破一个低水平稳态的发展后,社会有了多余的资源可以使一部分人能够专门从事于一个“试错改错”的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使科学得到进一步提高,而且有了科学和技术的发明后,又由于有相应的资本的支持即科学技术能够应用于生产,并产业化。这又需要相应的经济实力的支持。因此不是什么土地价值高从而农业收益率高于工业,也不是什么西方的思维方式、制度、文化、价值观等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而是由于西方到了16、17世纪财富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而推动了近代科技和工业的发展。

        我想提供一组基本的事实,供对这个谜进行解释:

        1492年,欧洲人哥伦布下西洋,发现了新大陆。1519年8月10日,欧洲人麦哲伦率领五条船的船队出发了。船队在大西洋中航行了70天,11月29日到达巴西海岸。“地理大发现”使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6世纪上半叶成为第一代世界性的大国。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说:“很快就被西方人征服了。这个地区四分之三的人口死于被欧洲人漫不经心地带进来的疾病”(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页)”“美洲最初的吸引力是墨西哥和秘鲁富饶的银矿,以及种植园发展所引起的对非洲奴隶的进口贸易”(同上)文学作品《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就是因为看到贩卖奴隶更加赚钱,于是在这个生意中被漂流到了一个孤岛。“在1500-1870年间,约有一半的非洲奴隶是葡萄牙人输往美洲的”(同上)。

      “直到15世纪,欧洲在很多领域中的进步都依赖于来自亚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技术。在1405-1433年,中国人在造船技术上的优势表现在郑和的‘七下西洋’,中国的舰船同葡萄牙人的相比更大,更经得起风浪,而且更舒适。……到17世纪结束的时候,欧洲在造船和武器方面已经很明显地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他们也有很多制度上的进步。譬如,同亚洲相比,它有着更先进复杂的银行、信用、外汇市场、金融和财政管理、会计、保险、公司治理制度等。这一切都同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发展有关。这些都是欧洲得以成功地打开世界的基本因素。”(同上,第10页) 

        进一步看西方科学研究革命性的变化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从16-17世纪(有了前期发现新大陆的基础):

        哥伯尼——1516年他正式撰写《天体运行论》,整整十年,于1525年完稿。

        伽利略——意大利天文学家、力学家、哲学家。 在1589~1591年间,伽利略对落体运动作了细致的观察。从实验和理论上否定了统治千余年的亚里士多德关于“落体运动法则”确立了正确的“自由落体定律”,即在忽略空气阻力条件下,重量不同的球在下落时同时落地,下落的速度与重量无关。

      笛卡儿——法国数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1628年开始了长达20年的潜心研究和写作生涯,先后发表了许多在数学和哲学上有重大影响的论著。在1634年写了《论世界》,书中总结了他在哲学、数学和许多自然科学问题上的看法。1641年出版了《行而上学的沉思》,1644年又出版了《哲学原理》等。

      牛顿——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同时也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晚年醉心于炼金术和神学。他在1687年7月5日发表的不朽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用数学方法阐明了宇宙中最基本的法则——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

      英国工业革命——1765年,珍妮纺纱机的出现,标志着工业革命在英国乃至世界的爆发。18世纪中叶,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技术革命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主要是由于英国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为其积累原始资本和提供了广阔的原料地和市场,这是工业革命产生的重要物质基础。

       以上这些事实是不是需要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这些有历史意义的人物单单出现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这一发现及其后欧洲对其它大陆的掠夺和不平等贸易之后?我认为,分析李约瑟之谜,这一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但在近年的文献研究中,偏偏是置这一因素而不顾,一味对中国的传统进行贬损,使中国的民族自信心大大削弱。

     而且,我觉得,认清这一事实是重要的,它对于分析今天的西方国家的一系列国际行动的真实意图是有帮助的。只有认识世界,才能改造世界,世界是什么样的,需要更好更全面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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