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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风云的博客

我在成长:与孩子、与学生、与我的祖国一起成长

 
 
 

日志

 
 

【转载】美国梦,何去何从?——一个留学生的心路独白  

2012-12-11 17:45:46|  分类: 孩子与学生教育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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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作者丹阳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留学生,她用自己的心血和才情,勇气和智慧,丰富的阅历和细心的体察,把奇思妙想和严谨深邃结合在一起,艺术地再现了她的心路历程。万千焦虑凝一身,拼将热心写豪情。这一封封的书简不仅是写给朋友们看的,一开始就设想把她关于美国的许多见解介绍给国内的读者,以期求得一个对于中国与世界的较为全面的理解。二十年匆匆而逝,我们今天很多青年人追逐的美国梦又将何去何从?

文琪:

那天接到你的电话,真是高兴,谢谢你对我生日的祝贺。那一番长谈很是解渴,我们触及到的问题是有深度的。放下电话后,却又一直想给你再写封信,有许多想法,电话上似乎总是说不清楚。今天是周六,刚好有点空,给你写上几笔。

我们这一辈留学生何去何从,在北美七、八年前就是一个公开的问题。记得当时在M州领事馆工作的一位官员,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便利,替女儿谋到本科生的奖学金,这位千金入学不到半年,便将留美学人划成几种:一心回国报效的,犹豫矛盾观望的,糊里糊涂无所适从的,铁定要做美国人的。当我问她是属于哪一种,答曰:“当然是最后一种”。再问:“为什么呢?”她瞥了我一眼,似乎很奇怪怎么有人会提这种傻问题,再不屑回答什么,转身与别人交谈去了。这是在H大学一九八五年的国庆联欢会上。你们旅欧学生,也许是像你说的,情况很不相同;由于中国人在欧洲就业几乎没有可能,社会上对移民歧视极深,能够辗转来美的毕竟是少数,总之,留学界逐渐变成移民群,你认定旅美学子中的聪明人是始作俑者。

这个说法,如果在留学生圈内看,我想大致上是不错的,但是从一个更深广的历史范畴看,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值得细致地分析。首先,八十年代的留学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是通过考试被选拔派遣出国,以求深入西方,掌握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技术,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路。是中国现代史的发展巨浪,将我们推上了西方主导了一个半世纪的“世界舞台”。忽然间,我们有了一份从未体验过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独立感,也有了一份作客他乡,不必履行当地居民义务责任的特权;处在中美两不受制的社会真空地带,一方面享受着空前的“自由”,一方面滋长着寻找自己在这个大舞台上合适位置的焦灼。

大多数人迈出的第一步自然是做“尖子学生”。在美国学术界怀疑地审视我们课业成绩的眼光下,我们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中国留学生是世界上聪敏、坚忍和勤奋的优秀青年人中的一部分;北美各地主要的大学中,中国研究生数量迅速增大,越来越多的美国教授尝到招收中国学生作为自己科研助手的甜头。待到《大西洋》等一类重要的杂志撰文,惊叹中国来的学生“改变了以往的评分标准”,使美国原先的尖子学生不再是尖子,留美学人可以说是初步打开了自己的局面。同时,分化也旋即或明或暗地出现。一部分人在各自的领域中努力深入,竭尽全力探索、搜寻着对中国有用的一切知识和信息,他们的知识天地是世界的,他们的关注中心则是中国。另外一部分人则在长达六七年的研究院生活中,先是以美国电视电影排遣寂寞,逐渐视其中的人物为模仿对象;美国社会心态的三大要素:金钱、权势和肉欲,对这部分人生产了某种下意识的影响,遥远的故国是越来越遥远了。还有一部分人即是我称之为“聪明人”的,他们在赴美入学后的半年、一年内,便暗自细细地捉摸着美国就业市场的机制和行情,调整自己的学业和生活,集中全部的心思,最早地进入了移民的过程。中国对于他们只是人生路上的一块跳板,一块垫脚的砖石,一块用过之后尽快丢弃的抹布而已。

与此同时,世界史上历时四十多年的“冷战时期”被苏美两国的首领们十分慷慨地宣布结束;正在到来的新世纪则被美国一个国家的总统捏到手掌心里,笑眯眯地转上几圈,再打开,现出以美国利益为轴心的“世界新秩序”,就像法海和尚的宝器,似乎足以使一切不服管教的异族大众运交华盖。生活在这个“新秩序”轴心地带的中国留学生,坐在各自的起居室里,通过美国跨国公司资本控制的电视报刊传播媒介,随着那一幅幅、一篇篇经过精心选材、拍摄、制作、讲解的新闻画面和报道,去“目睹”、“判断”那几万里外,发生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地区的大事变。不知不觉中,所有这些涵义极其复杂的事变,都化成了一个不断重复的强刺激讯号:在这乱七八糟充满暴力和动乱的地球上,美国政府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不撒谎、不营私、不捣鬼的政府,美国社会是世界上仅此一家人人平等个个快乐的天使大乐园;想要证明你自己是世界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么?那就看你是否能够运用一切手段,挣上一张“美国人”的长期饭票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留学界,在自身的和外界的各种条件交错作用下,就此卷入了一场核心是“美国至上”的飓风中。

本来,任何一个国家“至上”不“至上”,跟我并没有什么大关系;同辈中有人逐渐溶入他们辗转多年的北美,我也十分理解;由于个人的能力、志趣和机遇的不同,落脚谋生之地的选择也不同,这本应是生命的一种常态。只是,不幸得很,就像纳粹日耳曼人的自视优等是建立在践踏其他种族尤其是犹太人的生命尊严之上,这份“美国至上”的激情在极大的程度上是靠“中国低贱”的诅咒支撑的。正好比是没有低等人,高等人何以显示其高等,没有中国人可怜巴巴的绝望相,也就衬不出拿着美国护照的春风得意了。于是,文琪,像我这样知道并且认定自己是一个中国的小百姓,就不得不对俯视着我的“高等人”去作一番审视了。

“美国人”,这称呼意味着什么呢?有位熟人曾冷笑着说这意味着“有饭吃”,那言下之意是要我别清高臭美,饭是人人要吃的!我当然不例外,我的生命中,吃饭问题向来重要,从未敢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美梦。所以,当看到这位衣冠楚楚的老同乡一边引用我们古代圣贤的格言:“民以食为天么!”一边掏出巨额美元去办移民手续,我则一面佩服他的富有,一面便忍不住奇怪这么有钱,何以在中国没饭吃?直到有一天在电视上看见美国一家大食品公司的广告,画面上是一块越来越大的上等牛排,衬着两行字幕:“你是什么人?就看你吃的是什么样的饭!”我才悟出,那位对祖训十分忠孝的同乡,不是吃不上饭,而是看中了别一类饭了。这当然并不是说此位仁兄爱嚼牛排,他通烹调,很知道中国菜的佳美;他更通国际市场,知道用能买牛排的钱去买中国菜,其中的利润如何可观!这使我想起一位意大利女友写给我的名信片:“丹,我真的去了中国!我还去了长城!虽然只有半个月,但玩得很痛快!那儿的人没什么钱,东西也真是便宜,我的美元忽然变得那么值钱,我也成了富人了!你知道我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吃中国的美味菜肴!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美国人!”

我是几年前一个夏天去欧洲时,在巴黎一位朋友家作客认识她的;朋友介绍我从美国来,这位在罗马一家大商店珠宝柜台的店员小组心下就决定把我当美国人了。她不相信能在美国就业的人竟会不想做美国人。其不相信的理由,在这张明信片的寥寥数语中显露得很清楚。她没有说错,在今天的世界上,美国是物质上最奢侈的国家,也是政治上最有势力的国家,能够挤进挥舞星条旗的美国中产阶级,便意味着在世界各民族中爬上了有钱有势的阶层。这份有钱有势的甜头,作为美国人跑到二、三等国家地区去的时候,感觉最为酣畅。简单地说,这里的一般中层公民,他们的收入允许他们时而光顾在本国的快餐类小饭馆;而同样的一笔钱在中国花,他们能够进去的就是上海和平、锦江、希尔顿,北京长城、建国、香格里拉了。美国中产阶级热衷旅游,与这份异地所得的特殊心理满足,也许是很有关系的。

能够吃上美味佳肴,本身是件好事;我也非常喜欢精美可口的食品。只是人不仅会吃,人还会思考,毕竟与猪类不同。比如,一个人吃了一顿格外丰盛的酒宴,在剔牙齿的时候,也许会朦朦胧胧地想到:这顿酒宴是怎么来的?那位当店员的意大利小组如果问一下自己,是什么使她觉得自个儿在中国吃喝玩乐得“像一个美国人”,如果想一想,这同样一笔钱,来纽约吃同样的中国餐,几天就会难以为继,她那份暂时跻身“有钱阶层”的快乐,也许就不那么纯粹完美了。她也许会想到,这是由于中美两国在世界现存的经济与政治秩序中的不同地位;而这两国之间的等级差别,就使中国与美国同等的劳动力价值在化为交换价值时变得不同等了。而劳动力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落差越大,从中可谋的剩余价值也就越高。不是么?穷国摆脱其穷困的艰难,富国强权在不发达国家不断获取廉价人力和廉价资源,不断扩展倾销商品的市场而变得益富,根源之一不就在这里么?而当这样的致富手段受到威胁,哪怕这威胁是来自于原本是家奴的一族酋首,强权主子的导弹就直飞到那一族的妇孺百姓头上去。一九九一年年初的波斯湾战争,无论美国如何披挂堂皇的彩带,阿拉伯的石油,实在是美军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记得当时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一幅漫画,画一个记者向报纸读者提问:“为了我们美国人冬天在房间里也能穿T恤衫,先生们,你们认为该杀掉多少阿拉伯人?众先生齐答:“所有的阿拉伯人!”作者的尖锐,真有点让人触目惊心。确实,翻开《纽约时报》商业版,涉猎《华尔街报》的各种讯息,琢磨伦敦《经济学家》的文章与数据,人们可以看到所谓“地球村”里世界经济的大酒宴上,各色人等鏖战正酣,有在这酒宴上颐指气使,肆意饱餐的;有赔着笑脸,递酒上菜的;有仗势欺人,向着邻座盘中巧取豪夺,却满口“人权、自由”的;有不甘饿着肚子任人掠夺,辗转挣扎全力抗衡以求生存的;有铤而走险从挣扎转为公然抢人一列的;有虽吃不上却盼着有残肴可尝的;有嚼着残肴闭着眼睛等着终局的……发现了剩余价值秘密的马克思,虽然与我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生在世上的时间、地域也不同,却有一条使我深深尊重的:他对于这酒席上巧取豪夺的一类,绝不苟随,绝不粉饰;他对于辗转其中挣扎求生的人们,是感同身受的。可以这么说,文琪,我是留学美国之后,才开始理解马克思作为一个西方哲人的可贵;他的工作并非十全十美,却是世界上一切在现实人生中诚实地思考的人,至今无法漠视的。

是人,都在这个世界上吃饭;只是怎么个吃法差别真是太大了!记得八十年代中后期有些中国学者论证中国的文化就是“吃”的文化,这弱肉强食的西方大千世界,其文化的主体似乎更是个“吃”字!而主导着这一文化主潮的,自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起世界第一超经济强国--美国。这几日,我又翻了翻S. Ambrose写的《应接全球性的权力--美国对外政策史评(1938-1976)》①,译上其中两段,咱们一起赏析:

“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变化对于美国都是事关重大的看法,与一九三八年美国的世界观,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种改变的原因之一,是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惊人的发展增长。在(二次)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军事机构像潮水般涌入许多权力空间;而一旦美国的军队在异土上驻扎,那片土地就被列入美国的‘必不可少的利益’名单。但是,美国起而应接全球性的权力之举绝非是无意识不自觉的,正如绝非仅仅是对所谓共产主义的挑战的反应。二次大战期间,当《生活》杂志的亨利·路斯说二十世纪将是美国的世纪,他为多数的政治领袖、美国商人及军队说出了心里话。政客们寻找着那些美国的影响可以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商人们寻找着可以牟利的市场和新的原料来源;军队寻找着海外基地,他们全都发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使得一项没有内在限度的扩张计划揭开了帷幕。”(见该书第20-21页)。

这一幕对于贫弱民族意味着经济政治与文化全方位掠夺与控制的扩张剧,融合了欧洲十九世纪殖民主义者所有的基本特质,和二十世纪科技发展所提供的一切日趋复杂、精细的新的方式、手段,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却阻挡不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与抗争。这些国家民众坚忍的自强,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的宣传媒介里自然无迹可循;然而他们的存在与发展是无法回避的。Ambrose似乎非常敏锐地感觉到这些在西方史书里隐没掉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并且由此而对“金元帝国”的前途,生出一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忧虑:“当美国创建着它的帝国、与之同时它的商人、军人和政客源源进入拉丁美洲、欧洲、东南亚以及几乎是所有的其他地区,它的领导群很少考虑美国的权力是否是有限度的。那狂乱的扩张,那以天文速度增长的‘必不可少的利益区域’,在华盛顿、华尔街和五角大楼看来,似乎是完全正常和自然的……至于第三世界会对此产生愤怒,以及最终反抗美国的控制与政治,是不在考虑之中的。”(见该书第21-22页。)

Ambrose这最后一句话不是很准确;第三世界的自强不仅一直在“考虑之中”,而且是一直在被时明时暗地遏制和戕伐着。变革中的当代中国人,半个世纪以来何曾有一日摆脱过这遏制和戕伐的阴影,远一些的,我们还记得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艰难;近一些的,我们都看到,当中国老百姓两年前与大洪水搏斗以求生存之际,全世界最高尚仁慈的“人权”领袖,天底下最富有奢侈的超级大国美国,慷慨地拨出两万五千美元,像那些穿裘皮大衣的太太发纽约第五大街上的游魂乞儿一样,“援助”了近两亿的中国灾民。至于前不久发生的“银河号事件”,只是又一次告示了全世界,美国政府是如何任意搜查中国的远航货轮,随意侵犯中国的国际权利!在如此种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心态的遏制与戕伐中求生存,我们不得不全力自强与自新;而要自强与自新,我们又必须面对西方世界,深入西方社会,在一切方面力行鲁迅的拿来主义,在这强权当道的“世界村”中,磨炼自己的眼光、能力与意志,在不断的观察、抉择和探索中,走出自己的生路,而决不被轻易愚弄,任意歧视,肆意剥削。这其中的复杂与艰难,是我们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这世纪的转换之际,都深深地体验着。从这个角度看,文琪,处在中美交界湍流区的中国留学界,只要放弃中国的利益,便可荣膺二十世纪中心大酒宴上权贵们的跟班或者门客的各类学人中,分化是必然的,痛苦是必然的。有人用尽心机挤进这酒宴上巧取豪夺、肆意饱餐者之列,也是毫不足怪的。只是,文琪,我自知缺少这份肆意饱餐的心肝;因为我怕自己会在幽深的睡梦中,看见那精美的大牛排血红的肉纹里,沾有故土亲人们艰辛中的血汗和辗转中的生命。我实在没有我们留学界里那些相互选出来的“总裁们”做大生意的伟人胆气;看着他们整日地游于美国政客权棍之间,“大义灭亲地”乞求美国或者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或者对中国“严加”各种各样的“制裁”,好让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难一点。我总想问问他们,晚间美食大宴之后是否闹过胃绞痛;而夜半梦中,又是否有过被说着中国话的群魂索债,逼出遍体冷汗的情形呢?!

就写这点吧,下次再接着写。

等你的信。

                                                 丹阳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四日

 

 

注:

①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8-1976 by Stephen E.

Ambrose, Pengnin Book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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