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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风云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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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类开拓更优秀的制度文明(转载)  

2013-10-15 21:21:36|  分类: 民主的思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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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春秋研究院 宋鲁郑 

  目前人类三大主要文明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真正能和中国政治文明并驾齐驱的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西方这套制度发展到今天已弊病丛生,日益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挑战。
  西方近代民主至今不过两百余年历史,可以分为有限选举的精英民主和实行普选的大众民主阶段。这套制度在化解资本主义初期尖锐的劳资矛盾、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居功至伟。但随着大众民主的出现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西方民主遇到前所未有的瓶颈。2007年以来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其弊端的外在显现。
  美国的次贷危机其实早在几年前就被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发现,但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危机爆发后,他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这样辩解:不错,我是几年前就知道次贷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让银行破产、穷人失去住房,国会会批准吗?可谓一语道出天机。美国的次贷危机以“两房”破产为转折点。但两房的问题二十年前就被美国学者(汤姆.斯坦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看破,在他的努力下,国会甚至举行了听证会。然而,在“两房”两大巨头的游说下,在听证会上甚至不允许这位学者讲话,后来虽然成立一个委员会,但没有任何权力的委员会根本无法制衡“两房”。直到2007年,这位学者仍然一再撰文呼吁两房的问题,但最终等来的是危机的全面爆发。
      西方目前的民主制度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并日益面临种族与宗教的挑战。

   西方的政策受制于普通的选民


      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德国选民素质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环保意识。但只要绿党提出增加燃油税,它的选票就会大幅减少。另一个有着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法国2005年公投欧盟宪法,尽管是法国人起草的,而且对法国国家利益做了很大关照,但仍被公投所拒绝。而实际上,绝大多数选民都没有读过欧盟宪法草案,他们之所以投反对票仅仅是对现政府不满,而不是对欧盟宪法有不同意见。
      德国、法国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国家。如果说中国的体制只要决策者想明白也许就可实行,而在西方国家,至少要全民的多数理解和支持才可行得通。从社会实践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法国二战后对新宪法进行全民公投时,戴高乐有如下评论:法国选民的态度是“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听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反对,三分之一的法国人根本不了解”。而国家的命运就交由这样的选民去决定。
      一言以蔽之,西方现在的债务危机就是它们的模式下人民当家作主的后果。应该说,注重监督和制衡是西方制度的一大特色,可是又由谁来监督在社会发展扮演极其重要角色的大众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空白,这恐怕又和当今民主制度的一个理论假想密不可分:把政府当作应有之恶,要进行限权,但对人民却又认为是道德完美、能够做到绝对正确。事实上,人民的全体和个体的人民一样,都有先天性的人性缺憾,比如好逸恶劳贪得无厌、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等等。任何权力包括民权没有限制都可能被滥用。于是在西方这种制度模式下,民众可以通过选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并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诉求。今天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债台高筑寅吃卯粮、高福利难以为继却无法改革、民众日益懒惰贪图享乐、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源,就在于此。
  当前西方声誉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历史学者,被《时代》周刊称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的尼尔·弗格森,在《金钱与权力》、《文明》后,又推出新作《西方文明的4个黑盒子》, 在这本书中,他认为西方衰落的答案就在于西方的建制正在退化。代议政体、自由市场、法治、公民社会曾是西欧、北美社会的四大支柱,但现今这些建制已败坏变质。根源则在于作为选民的人民变得不负责任,使当代的选民得以不惜牺牲未来数代人利益而过日子。
  所以,面对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庞大人口的压力,西方民主不但束手无策,甚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民众(也是人类)的贪婪本性在民主制度下得到极度放大。美国6%的人口却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这在民主制度下是根本无法改变的。在地球还拥有充足资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弊端还不明显,也不致命,但时至今日,则到了难以持续的程度。  
  如果说生产资料的绝对公有制(即经济上均贫富)是人类已经证明了的失败的乌托邦,那么另一大乌托邦即政治权利的绝对平等(一人一票)的失败也正在被历史所验证。

西方的政治受制于财团  


  西方的选举民主,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虽然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当然胜选后也必须进行回报。不仅在选举时金钱对政治积极地介入和控制,更重要的是对政治日常运作的渗透和影响,这以形形色色的游说集团为代表。据法国出版的《他们的债务,我们的民主》一书披露,仅2010年美国游说集团投入的资金超过300亿美元,完全由金钱组成的游说集团被称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之后的“第三院”。美国的民主也被冠以“出售的民主”。而这一幕也在欧洲上演。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被称为继华盛顿之后名列第二的“游说者之都”——在欧盟总部方圆四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密布着难以计数的游说集团。

制度模式正面临种族和宗教的严重挑战
  

  在南非,自从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实现普选以来,人口占多数的黑人就垄断了权力。几世纪一直统治南非的白人阶层再也无法染指。在这样的种族结构中,民主制度已经没有多少存在的意义:选举结果早已决定。不只是在南非,就是美国这样最强大和富有的民主国家也同样。2012年美国大选,黑人对奥巴马与罗姆尼的支持率是94比0,完全是一边倒。好在美国黑人在美国人口中只占12.85%,否则,南非的现象就照样会在美国重演。但从长远看,非白人裔增长速度远高于白人——2011年非白人出生总数第一次超过传统白人。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预测,非拉美裔的白人比例2050年将降至46%。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学者享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忧心重重地论述了大量移民涌入、白人低出生率所导致的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并认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重要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
  由于罗姆尼信仰摩门教,所有的摩门教教徒也都不会投票给奥巴马。当然摩门教徒占美国的人口比例只有2%,也不会现在就出现宗教信仰决定选举结果的现象。但同样的,摩门教是传播最快的宗教之一。过去摩门教徒根本不可能出来竞选国家最高领导人,但现在除了罗姆尼还有曾担任过第九任驻华大使的洪博培。从未来看,摩门教赢得大选的这一天恐怕早晚会到来。
  欧洲虽然不是移民社会,但二战后为了弥补劳动力短缺和维持高福利制度,引进了大量的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到今天也形成了和美国类似的挑战:伊斯兰社会迅速扩大。穆斯林一是极难被西方价值观所同化,还规定不许和异教徒结婚,除非对方改变信仰。二是出生率极高。据统计,1990年以来的人口增长中,90%来自穆斯林。比利时统计机构2012年宣布欧洲大陆的穆斯林已达3000万人,其中心负责人苏莱曼·雅辛博士表示,德国、荷兰、法国、英国、西班牙是伊斯兰教传播最快的国家。可以说欧洲大陆难逃伊斯兰化的命运。如果欧洲伊斯兰化了,西方文明演变成伊斯兰文明,西方的民主还有存身之处吗? 人是传承文明的唯一载体,有了人,才有一切;没有了人,就什么也没有了。
  其实从本质上讲,西方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多少独特之处。正如熊彼特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的,民主不过是在几个精英集团中进行选择的制度安排而已。确实,纵观历史,不管什么制度,最终都是要产生治理国家的精英。人类历史上,不管出现了多少种制度,在精英的产生方式上只有两种:一是精英选择精英,一是大众选择精英。
  在西方实现普选之前,包括古希腊民主、罗马的共和、欧洲和中国的封建王权、西方的有限选举,都属于精英选择精英。西方实现普选之后,才创造了一种新的精英产生形式,即大众选择精英。这个模式从产生到现在还不到一个世纪,在美国还不到半个世纪。这个模式是否有效,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但此次西方经济危机,应该算是对它的一个重大考验。不过熊彼特的一个观点还是十分有道理的:“这些民主理论不经考察投票人是否具有对投票内容的专业认识便以为多数的意见优于少数的意见 “,”这样的民主学说仅仅是空想,与事实完全脱节”。
  

中国努力开拓更优秀的制度文明

  中国传统上都是精英选择精英,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唯一的区别在于民众参与的程度越来越大。从根本上说,中国和西方制度不同的主要因素之一,就在于精英产生的方式不同,而绝非西方宣传的民主与专制的区别。要知道,西方主要国家改变精英的产生方式不过半个世纪,而且已经弊端丛生。很突出的一点,它不仅给追求利润、贪婪压倒恐惧的资本介入和控制政治创造了条件,也为注重眼前利益和福利的民众所绑架。
  西方今天在谈到民主制度时,往往要追溯到古希腊。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古希腊的民主不过是历史发展的常态而已——而且是人类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常态。就如同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一样。古希腊民主产生于奴隶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许多文明都采用选举的方式产生领袖。这在中国历史上也不鲜见。北宋时期的契丹王朝处在奴隶社会阶段,各部落每三年选举产生可汗。后来在耶律阿保机的带领下,实现了从游牧社会向稳定封建王朝的过渡,确立了皇权世袭制。南宋时期出现的蒙古政权,处于奴隶制与封建领主制两种制度并存的过渡时期,仍然处于部落游牧状态。但成吉思汗却颁布了《成吉思汗法典》,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套应用范围最广泛的成文法典,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宪法性文件,以此建立了一套以部落民主为基础的行政权与司法权两权分立的蒙古贵族共和政体制度。行政权及司法权分开,以两权制约的判例制度,比英国19世纪的判例制度早约600年。但是蒙古入主中原后,仍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
  可以说,从奴隶社会的民主选举到封建社会的皇权世袭专制是人类的进步而不是倒退。就如同从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到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占有一样,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古希腊民主之所以今天拥有如此光辉的形象,则和西方现代的崛起和刻意美化有关。这就如同巴黎公社,在苏联模式盛行的时期也曾被罩上耀眼的光环。客观而言,古希腊民主和巴黎公社一样,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但绝没有西方有意拔高后的历史地位。
  西方民主的衰落与中国制度文明充满生命力的崛起将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中国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并不只是表现在经济的富庶上,更重要的是要在走向富强的同时,努力为人类开拓出更优秀的制度文明。
  今天的中国非常类似于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主要制度构架已经建立,无需巨大的颠覆式变革,只需要与时俱进的微调。关于中国的未来,从历史和文明发展角度出发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中国尚处于“文革”时就得出如下结论。在他研究的二十三个文明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传承没有中断的。他在与池田大作的谈话集《展望二十一世纪》里,作出了明确的表述:“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汤因比还曾预言 “人类要想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必须要到中国的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中汲取智慧”。“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
  未来的中国,正如2009年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教授在向温家宝总理提问时所表达的:“过去,我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中国的发展打了很多问号,但每次这些问号都被你们用漂亮的成绩回答了;这一次,尽管我也有问号,但我不怀疑中国会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而这种判断显然来自对中国政治文明的充分认识和信心。(社会科学报,第1379期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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